評論文章

剛過去的一周，我跟隨香港貿易發展局出訪美國紐約，並在商貿推廣活動「Think Asia Think Hong Kong」中發言。雖然行程緊湊，但能夠出席如此重要的商貿推廣活動，我感到任重而道遠。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周五討論由田北俊議員提出，運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證監會在處理商交所交回牌照一事。結果，相關的議案未能在議會內取得足夠的票數，失敗告終。很多人都以為立法會就此放棄跟進證監會在商交所事件上是否處理恰當，但我可以告訴大家，這肯定不是我的取態。

美國前中央情報局（CIA）人員斯諾登上周向《英國衛報》揭發美國政府監控民眾通訊紀錄，現藏身香港。坊間對港府應否將斯諾登遣返美國眾說紛紜。而討論主要集中在香港和美國於1997年前簽訂的三項協議，即刑事司法互助協議、移交逃犯協議、移交在囚人士協議。

即使在西方民主社會，有些法律也不盡完美，一個公民可以無拘無束地批評某些法律，但在通過政治過程尋求對它的變更之前，人們還應遵守它。

剛剛公布的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二○一三世界競爭力報告」顯示，香港的競爭力排名由前年及去年的第一位跌至第三位，讓人擔心香港競爭優勢是否已逐漸消失。

政府為免增加香港人口壓力，於1999年就吳嘉玲案向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當時政府的做法引起了「行政干預司法」的巨大爭議。

不厭其煩地談到香港的競爭力和營商環境，實在情非得已，因為中小企在香港經商面臨愈來愈多的掣肘，外圍環境固然是主要因素，近年多項新法例也對企業造成困擾。

最近立法會又再辯論集體談判權這一課題，不期然令人想起3月底，在葵涌貨櫃碼頭發生的那場歷時長達40日的工潮。雖然那是一場沒有集體談判之名，卻有集體談判之實的工運。

隨著近年內部和外部經濟環境的急劇轉變，香港經濟已發展到一個十字路口。一方面，本港近年過分依賴金融和地產業，相對忽視發展其他新興產業，經濟發展不夠多元化，削弱了香港抵禦外圍經濟衝擊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