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厭其煩地談到香港的競爭力和營商環境，實在情非得已，因為中小企在香港經商面臨愈來愈多的掣肘，外圍環境固然是主要因素，近年多項新法例也對企業造成困擾。繼最低工資後，工會又要求立法制訂標準工時和集體談判權，這些都是削弱企業靈活性的舉措。
平均主義降低效率
在香港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工作，僱員假如對工作有意見，可以與僱主協商，也可以轉工。每一家企業提供的待遇都會因人而異，員工各有專長，也有不同的工作表現，有些人能力出眾、表現出色，亦有人辦事效率不高，當然也會有「練精學懶」的員工。如何能挽留出色人才，有效發揮員工所長，是企業管治的藝術，工會是不會明白的。不問員工表現，只求劃一所有員工的待遇，其實就是平均主義，最終結果是生產力較低的員工，可以坐享其他同事努力工作的成果，既然不是多勞多得，大家寧可得過且過地工作，導致企業營運效率降低。
集體談判權的影響之下，在外國一些地方，談判時工會無視公司的營運情況，甚至影響員工的自由，例如要求入職者必需要是工會成員，每年薪酬加幅必須高於通脹，解僱員工要經工會同意，公司要提供過分優厚的退休金和醫療保險，工會也不容許員工賺取超時津貼。甚至工會發動罷工時，其他員工想上班都不可以，難道我們希望香港變成這樣嗎？工會最初是代表員工，慢慢發展成為代員工做選擇，甚至不理會市民生活是否受影響。特別是近期的事件見到，只要工會號召一定數量的員工，就可以威脅僱主，事事「鬥大」，不再講道理。
賓主情變生硬條文
香港九成八的企業是中小企，僱主僱員多年以來同甘共苦，情誼深厚，更有許多僱主即使虧蝕也經營下去，為的就是保住夥計的生計。隨着法例愈多，遵守法例的成本就會增加，過往的賓主情成為生硬的法律條文，包容和體諒變成矛盾和抗爭，內耗不斷，香港的競爭力如何提升得上呢？還望社會能認清事實，在崇尚多勞多得的香港社會，拒絕集體談判權。
(刊於 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