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立法會又再辯論集體談判權這一課題，不期然令人想起3月底，在葵涌貨櫃碼頭發生的那場歷時長達40日的工潮。雖然那是一場沒有集體談判之名，卻有集體談判之實的工運。就是因為工會的介入，一開始便要求高達兩成的加薪幅度，令到談判長時間陷於膠著，除了令到其中一間屬於中小企的承判商結業之外，還令本港的出口減少，引致不少的貨物都轉到香港附近的港口交收，都削弱了我們物流中心的地位和競爭力。
無可否認，貨櫃碼頭工人之前的工作環境和待遇，的確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問題在於工會所採用的那種政治抗爭模式，無視實際情況，只一味試圖逼令資方全盤答允他們的要求，擺出一副沒有妥協餘地的姿態，更令人覺得他們為求目的，不擇手段。
有商有量才可互惠雙贏
一直以來，本港勞資關係一向融洽，雖然間中會有勞資糾紛出現，但往往都可以藉著在談判桌上，以互諒互讓、有商有量的模式，化解彼此的矛盾，達致互惠雙贏。
正如其他議員都已引述過一些外國的例子，證明集體談判不是解決勞資問題的萬應靈丹，也不定每次都可以改善工人的福利，我不想在此重複。早前離世的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其為後人推崇的一大政績，就是扭轉之前英國工潮不斷，幾乎將整個國家的經濟拖垮。又以我先前引述的貨櫃碼頭工潮為例，由於事件令到一間外判商結業，也有工人因而未能在工潮後，重返原來的崗位工作而需要轉行，加上貨櫃碼頭和香港整體也蒙受損失，故不少輿論均指出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談判。
香港的競爭力正在下降
況且，正如不少立法會議員剛於上次的辯論中都關注到，我們的競爭力正在下滑，一旦勞資關係政治化，一旦鬥爭沒完沒了，只會令到我們的競爭力進一步下降，將對香港經濟造成重大損害。
何況，這些年來，本地勞工福利也在不斷有所改善，但同時為我們帶來了不少其他問題。如最低工資實施後，多個行業均已出現人手荒，有飲食業的老闆更要充當洗碗工，而且最低工資也為我們帶來了通脹的問題。若再加上標準工時和集體談判權，恐怕對我們爭取全球最佳營商環境地區或提升競爭力方面，只會有反效果。試問引入集體談判權，對改善勞工福利，改善就業，又會帶來甚麼益處呢？
(刊於 經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