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美芬

前美國中情局（CIA）僱員斯諾登藏身香港三十五日後，隨着當事人成功脫身離開香港而暫告一段落。整件事撲朔迷離、峰迴路轉，或許由於涉及高層次的諜報戰與外交角力，恐怕一時間難以知道箇中的利害關係。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16周年，回顧過去16年，《基本法》一直遇着來自各方面的嚴峻挑戰，但最終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究其原因，在於國家當初設計《基本法》時，已考慮到香港在歷史上、法制上的獨特情況，再按照實際情況加以協調和整合，使《基本法》更人性化、更符合香港實際需要。

早前有一份中學校報相約筆者做專訪，當日負責採訪的三位同學，身穿筆挺校服，外表醒目、彬彬有禮之餘，更人人手持一部平板電腦，裝備比我還專業；但筆者留意到，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戴着厚厚的眼鏡。

根據國際慣例，兩個不同的司法管轄區/管轄國刑事司法互助協議之中，通常在雙方簽約方都認為是刑事罪行和行為才予以遣返。但若罪行涉及：一、政治罪行（即為有一方可認為罪行，另一方不視為罪行、甚至歡迎其洩露有關機密）則肯定不會遣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