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本港出現多宗虐兒案，如去年的「童樂居」虐兒案，今年8月大角咀男嬰死亡個案，至9月2日深水埗再有一宗5歲男童被虐命案。據統計每年平均有6宗兒童因襲擊致死的個案，情況著實令人震驚。在深水埗虐兒命案發生後，政府擬就有關強制舉報虐兒個案立法，並在9月7日與社福界進行了首場網上諮詢會。
當局建議在法例中將舉報分為三級，與兒童有接觸的專業人士，包括教師及醫護人員等，一旦合理懷疑兒童有受傷害的危機或正受嚴重傷害，相關人員就有責任在合理時間內舉報，而非嚴重虐兒個案則僅鼓勵而非強制舉報。有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舉報制度應涵蓋所有懷疑虐兒個案。筆者十分認同此觀點，畢竟不少嚴重虐兒案都是從輕微的體罰開始，若強制舉報制度只覆蓋嚴重虐兒個案，確實難以防微杜漸。
採用多層舉報機制
該委員提議訂立多層舉報機制，非嚴重個案向指定團體舉報，較嚴重個案向獲政府法律授權的組織舉報，緊急個案向警方舉報。多層舉報機制有別於政府建議的三級制，在此機制下所有懷疑虐兒個案都能明確有效的舉報。筆者認為此機制具有可行性，多層舉報機制下，個案篩選責任分散到不同機構，既不致令所有舉報個案都積壓在社署或警方繼而影響效率，亦能覆蓋所有個案，是兩全其美之策。
提升舉報質量而不是控制舉報數量
有人或會認為強制舉報會導致「濫報」，針對此情況政府應著眼於提升舉報質量，而不是控制舉報數量。要避免出現不當舉報，政府可從法例本身入手。澳洲學者馬修斯及布羅斯認為強制舉報法例中，應明晰甚麼個案應該或不應該舉報。例如貧窮本身、或意在懲戒但未造成損傷的體罰等便不應該舉報。政府在法例上表達得愈清晰，則舉報者作出不當舉報的可能性就愈低。另一方面，政府亦應投放更多資源在舉報者的培訓中，盡可能讓他們明悉須舉報的情況，此舉可從源頭節省政府可能花費在不當舉報的資源。將法例涵蓋範圍擴廣至所有個案必然會引致舉報數量增加，但亦能確保找出更多應跟進的個案。
現屆政府積極應對虐兒情況的態度值得鼓勵。現時香港未就強制舉報立法，恰恰給予了政府空間去草擬一份可真正保障兒童的法例。政府應不懼困難，避免悲劇的不斷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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