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

談標準工時——通往地獄的路往往由善意鋪成 (林健鋒) – 評論文章

西方有一句諺語︰ 「通往地獄的路,往往是由善意鋪成(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在近來標準工時的討論之中,我對此有很深感受。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彈丸之地能立足世界,有賴靈活彈性的制度,可以不分晝夜接軌世界,但同時亦令人關注工作時間的問題。其實不同的行業和崗位,面對的工作截然不同,我們可以鼓勵僱主與僱員商討工時,但假如要立法規管,很可能就是那條將中小企逼到絕處的地獄之路。

在自由市場,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職業,若然不滿意現時的工作環境,大可另謀高就。在失業率僅3.4%的環境下,僱主請人比僱員找工作更難,即使學歷較低,要找到工作也並不困難。統計處早前一份報告便指出,在20 萬自願轉工的人當中,只有2 萬多人表示轉工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不喜歡工作時間」,最多人是因為收入及福利不理想而轉工。老闆和員工之間的彈性、默契、體諒,是互利共贏的基礎,政府的手太長,管得太多,白紙黑字的法律反而摧毁了這份基礎。

怎能將一些人的「標準」硬套在別人之上?

工作時間的問題極為複雜,工種和工作性質的差異,帶來工作模式的不同。專業人士如律師、會計師,可能會連續多日長時間工作;餐廳侍應有「落場」時間,醫生有候召時間(on call),保險經紀見客時間不定,售貨員要根據營業時間來上班。隨便列舉例子,已可見工時的複雜性,行業內每家公司也有自己的文化和工作性質,標準工時的「標準」又從何說起?怎能夠將一些人的「標準」硬套在別人之上?

此外,職業的責任和使命感,也驅使有些人願意花更多時間在工作上。舉例來說,記者工作時間不穩定,隨時接到電話就要趕到前線,若然受標準工時所限,對於不景氣的傳媒行業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更難吸引優秀人才。而且香港是知識型社會,員工並不只是在辦公室才能工作,會出差和外出用膳應酬,也會在下班以後用電話和電郵處理部分事務,到底這些時間如何計算?上司在假期來電,應該接還是不接?每個人有自己喜歡的工作習慣,無論法例怎樣寫,也會有人不滿意,帶來永無止境的爭拗。

營商成本上升最終轉嫁消費者

標準工時不只影響僱主,也會對市民造成影響,若然訂立標準工時,屆時營商成本必然上升,最終只會轉嫁給消費者,在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雙重夾擊之下,百物騰貴,市民承受通脹之苦,社會無可避免陷入「通脹─加最低工資─通脹」的惡性循環。或許有人認為這種想法只作經濟考慮,沒有理會到其他的生活指標,例如健康、家庭生活等因素,但我們有必要讓市民理解經濟方面的影響,再由市民來衡量,香港是否已經準備好承受訂立標準工時的轉變呢?

可以想像一下︰中小企生存空間如果被扼殺,只剩下大型企業能藉其規模維持經營;兼職工作增加,僱傭關係變得零碎、疏離,老闆和員工親如一家的情份難再;勞資雙方對工時計較錙銖,不是大家想計較,而是不計清楚就犯法;一旦經濟逆轉,無數企業受法例所限將不能作出調節,只有結業倒閉,就業職位銳減,經濟需要更長時間才能恢復元氣。標準工時帶來的影響絕非危言聳聽,必須慎重。

我們希望大家過得幸福愉快,希望讓香港繼續成為世上最吸引商家投資的經濟城市,也希望我們的員工和小老闆可以共享發展成果,在工作以外又能有時間做喜歡做的事。沒有一條萬應良方可以簡單地解決我們面對的複雜問題,標準工時做不到,自由市場也做不到。彈性上班時間、在家工作、兼職工作、無薪休假等方法都可改善工作安排,減低工時長對僱員的影響,但以法例強行限制工作時間,是拿走了僱主和僱員自由選擇的權利,營商環境亦會大受影響。

最後,我只想每位市民問自己幾個問題︰假如出現標準工時後,我工作的時間會減少嗎?我的收入會受影響嗎?還有,會甚我的生活帶來什麼改變?請市民拋開政客的口號,認真思考,再決甚對工時問題採什麼立場。

(刊於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