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善處理跨境學童引伸的問題 – 發言 (盧偉國)

主席,我感謝譚耀宗議員提出原議案。近年,跨境學童人數不斷增加,既衍生不少實際問題,也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本會促請政府相關部門和各界妥善處理, 實屬應有之義。

主席,有一次我與太太一起前往深圳,在過關時留意到有一名大約唸三、四年班的小女孩,牽着一名約唸一年班的小男孩放學過關。我們稱讚那名小女孩細心照顧弟弟,但她竟答說那不是她的弟弟。令我們更感驚訝的是,他們在過關後分別向左走和向右走,分道揚鑣,各自回家。

另有一次,我遇到一名約唸五、六年班的女孩,領着另一名約唸三年班的女孩及一名唸一年班的男童,一起相伴放學過關。我們又以為她們是姊弟, 誰知閒談之下才發現3人並無關係。當時, 那名年紀較大的女孩有點擔心地說自己快要升讀中學,屆時便不能照顧另外兩人,但那名約唸三年班的女孩立即答說不用害怕,因她屆時又已長大了一點。她指着那名小男孩說, 到時可由她照顧他。

上述兩次生活小遭遇, 場面溫馨感人, 令我們夫妻二人非常感動。但是,我們同時不禁慨歎,是誰令他們小小年紀,便要如此奔波勞碌地來回兩地上學? 這對小朋友的成長究竟有何影響? 為何不能有較妥善的安排? 作為成年人的我們能不汗顏, 政府能不汗顏?跨境學童是指每天由深圳過境至香港上學的學童, 包括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學生。如果細心分析,不難發現當中涉及種種複雜問題:
其一是跨境學童人數不斷增加, 由2008-2009學年的6 700多名, 增至2012-2013學年的16 000多名, 各年增幅差異很大, 例如2012-2013學年的數目便較上一學年大幅上升了約28%。其二是跨境學童相對集中,上學地點主要圍繞邊境管制站附近的數個地區,包括北區、大埔、元朗和屯門,導致這些地區的學額非常緊張。其三是跨境學童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差異,當中包括居於深圳的港人子女、“單非兒童”和“雙非兒童”。由於家庭背景的差異,相關跨境學童的所需配套支援亦相應地應有所不同。

主席,鑒於上述背景,我認為若要妥善處理跨境學童所引發的各種實際問題,必須兼顧多項因素。首先,當局一定要推出短、中期優化措施,以解燃眉之急。既然跨境學童相對集中於北區、大埔、元朗和屯門等地區,導致當地的幼稚園和小學學額短缺,當局大可通過一些具體措施,例如改善收生程序、靈活向鄰近地區調撥學位、每班適度增加學生等辦法, 擴大專為跨境學童提供的“統一派位選校名單”,並投放資源,為學校和家長提供適切的協助和支援。同時,當局應進一步改善跨境學童的出入境安排及交通配套,例如按實際需求增加跨境校巴配額等。

其次,政府必須盡快進行跨境學童的人口概況調查,並據此作出長遠規劃。究竟在跨境學童中,居於深圳的港人子女、“單非兒童” 和 “雙非兒童”的人數分別是多少?其年齡分布如何?人數變化趨勢有何差異?他們對將來留港升學或工作有何意向?只有充分掌握類似基本數據和發展趨勢,才能盡量減低未來的不明朗性,進而制訂長期和整全的規劃,有序地落實政策措施,以免流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主席,我們促請當局妥善處理跨境學童所引發的各種實際問題的原因,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影響本地學童的就學機會,尤其是要盡量確保本地學童可以就近入學,藉此紓緩個別學校所面對的壓力,以及疏導家長可能出現的焦慮或不滿情緒;另一方面是要向跨境學童顯示,政府和社會不單不會歧視他們, 更會積極協助他們融入本港。

事實上,跨境學童中有很多是港人子女,即使是“雙非”,根據2001年終審法院就莊豐源案所作的判決,他們也擁有香港居留權。這些莘莘學子如今基於各種社會原因,必須早出晚歸、跨境穿梭上學,難免身心疲累, 十分需要社會的關顧。

我認為無論是政府或社會各界,均應盡力為這些跨境學童營造適當的環境,讓他們不會遭受歧視,能好像本港其他學童般健康快樂地成長,逐漸建立以香港為家的歸屬感。我們不應視他們為社會的負擔和包袱,因為他們學業有成時對香港作出的貢獻,可能超乎我們的想像。正如剛完成諮詢, 題為“集思港益”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所提及,香港人口漸趨老化, 勞動人口下降, 限制了各行各業的發展, “雙非兒童”可能是補足本港萎縮勞動人口的其中一個來源。

因此,妥善處理跨境學童所引發的各種實質問題,並非某個政府部門所能獨力應付的,而是牽涉多個部門,亦涉及兩地政府的合作協調。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設立跨部門協作機制, 妥善解決這個問題。

主席, 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