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主席，我相信大家也記得，雷曼事件有很多苦主，他們付不起律師費，又可能要與銀行等龐大集團打官司，令他們受到很大挫折。我們在這行業也看到，香港的訴訟費用非常昂貴，因此，當很多中產人士無法獲得法援，對於尋求司法的公義，他們幾乎會卻步。基於這些原則，我一直也很鼓勵盡量在香港發展調解業。關於調解、仲裁和訴訟，在訴訟方面，越來越多香港人知道很多時候訴訟程序一旦開始，便無法停下來，以致產生天文數字的費用。仲裁處於中間，相對來說可以縮短時間，一次過並在最後達致一個有約束性的決定。而調解則是勸諭式的、自動和自願的，雙方可能在較和諧的情況下達成共識， 甚或對雙方的聲譽均有所保障。
在婚姻調解方面，在我協助過的調解個案中，很多更有意料之外的好處，甚至曾有個案在調解過程中，雙方決定不離婚而復合，那要視乎調解員的功力。在上屆專業會議， 其他3位議員 – 特別是工程界的議員 – 均很重視仲裁和調解。調解的發展確實不是法律界完全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有很多其他專業一起合作，以達致成功的調解。
在調查雷曼事件的過程中，我感到十分欣喜的是，在小組委員會，大家與主席一起經過4年的工作，最終有金融調解的機制出現，也算是一個好消息。如果這項調解業的發展在將來真的能解決現時民間最痛苦、議員處理得最多的糾紛，那便是法團的紛爭了。很多時候，只是為了一口氣，法團便跟業主打官司，最後可能因為法團的資源較多，而業主的資源不夠，我見過有些個案弄致家散人亡，因為家人不接受業主那麼固執。因此，如果調解是有效的，在息息相關的法團紛爭上，能擴大其影響力和範圍。
我也很希望透過今天就《調解條例》生效日期的討論提出另一點。在上屆立法會，我們有好幾次在議案辯論時也提到，調解機制仍然有所局限。我們有很多“三無”法團，但在唐樓的法團與業主打官司的過程中，經常會出現很多問題。我曾處理過一些個案，樓宇的大業主不肯開放大廈的升降機，令孕婦和殘疾人士十分不便，黃埔花園有某一期樓宇便是這樣。如果有調解，我們希望盡量鼓勵大業主和小業主透過調解處理紛爭，除了一般法團的紛爭外，牽涉產業的紛爭也可透過這機制一併處理。
如今我們常會去到一個盲點，令業主和小業主都十分淒慘，但他們卻不敢跨出法律的第一步。我們應否建議他們打官司，也有很大的疑慮，即使幫助他們的人是義務性質或只收取1元，最後萬一訴訟的另一方勝訴，仍會有一筆很大的訴訟費用。調解則不一樣，調解費用是真正負擔得起的，相對地可處理雙方的日常紛爭，可避免龐大的訴訟費用。如果可解決這些紛爭， 我認為調解是應該鼓勵的。
所以，就調解員的培訓，以及整個調解機制的推展，我和其他議員，特別是這小組委員會的議員，都是一條心，只望它會成功。我們在討論時都說，千萬不要像中醫業的發展那樣，在中途有很多有經驗的人士走出來表示， 他們似乎被排斥於現時這個調解機制的發展以外。我只想說一句話：“海納百川”。有經驗的培訓機構，包括現有數間大學的法律學院，它們可能也有這類經驗；一些與法律界無關的業界，例如工程界，有些很早已推出調解的課程，盡量制訂一個標準。
我也認同不應濫訂標準，否則，人人都可以當調解員，當市民要使用有關服務，便不知道應找誰才符合標準。所以，我認為要協助調解機制的發展，盡量做到第一，透過推廣讓市民認識；第二，我們要有基本的標準， 不能像開“米鋪”或補習社那般， 只要有機構願意做，便將標準完全下放，必須有一個準則；而第三便是範圍。在這方面，過去4年， 政府與法律界和有心推廣調解的業界共同努力， 推出這個突破，我希望大家能善用，在社會的認知和宣傳上做足工夫，給現時可能面對無法解決的日常紛爭的市民一條出路。
多謝代理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