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香港是全球最受歡迎的城市，自開埠以來便靠着開放的經濟政策吸引外地資金及人才。過去二、三十年，香港已成為歐美商家進入內地的“窗口”，但隨着內地進一步開放，周邊城市迅速發展，香港的固有優勢正在弱化。
上月，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拜會主管香港事務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時，他便呼籲我們要抓緊未來3年的關鍵時間多做工夫，做好經濟，從而改善社會民生。香港必須要進一步檢視一切與營商有關的架構和法例，以及把握廣東省“先行先試”計劃推廣至泛珠九省的契機，盡力做到吸引更多境外企業和資金利用香港這個平台。政府不能夠只說願景，而不落實“落地可行”的政策。
過去數年，我們多次在議事堂內對官員說，香港要好好善用背靠祖國及“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配合我們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建立多年的國際商貿及金融中心地位，建構一個更便利“內地企業走出去、外資走入來”的平台。香港近年已經成為內地資金融資的重要平台。我們在未來更要多做工夫，抓緊內地經濟起飛的時機，宣傳及吸引它們以香港為基地，進行研發、專利及高端生產方面的工作，將香港製造業的生產範圍輻射至更多地方。同樣地，隨着內地近年積極研發新技術，香港檢測及認證行業亦可以協助它們進行檢測和認證的工作，協助相關產品走出內地，踏入國際市場。
主席，我有很多工業界的朋友多年前已經積極開拓香港和東盟國家的經貿關係。近年東盟國家有着強勁的經濟增長，它們龐大的年輕人口亦提供大量勞動力及消費能力。隨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一步鞏固，東盟亦已躍升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但中國與東盟之間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難和挑戰。
歷史上，香港和東南亞地區有着密切關係，亦有不少華僑定居香港，並利用香港作為貿易中介地，令香港成為東南亞居民及企業融資和貿易的重要選擇地之一。香港的經濟結構，尤其在金融、法律、會計等生產性服務的優勢，令香港經濟和東盟國家具有高度互補性。我相信東盟各國亦樂意以香港作為企業融資、貿易及對外投資的平台。
此外，內地亦可以憑藉香港服務業拓大業務範圍，加快推動內地企業對東盟國家的投資步伐。要達致這效果，當局應該盡快啟動香港加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談判，由政府官員牽頭組成考察團，加強商界對這些國家的瞭解，並且向內地企業宣傳以香港作為平台，例如設立香港註冊公司，以增加在東盟成員國的投資。我們亦應該讓更多香港學生瞭解東南亞的制度、風俗、語言等，培訓精通東南亞地區情況的人才。最後，我們亦可以考慮在簽證上作出更便利化的安排，進一步簡化東盟成員的國民來港的簽證程序，希望最終可以達至免簽證待遇。
主席，良好的勞資關係是一盤生意做得好或壞的元素之一。近年香港不斷修訂和引入新的勞工法例，對於保障僱員，我們不反對，但部分法例未能顧及實際運作和僱主的困難，這令我們的營商環境添上隱憂。
主席，澳洲是全球勞工保障最完善的國家之一，但政府亦在2005年開始作出新的調整。當年12月，澳洲國會通過Work Choices Act 2005，修正原有的Work Relations Act 1996，改變一向由政府主導的模式，開始強調勞資雙方盡量通過在企業內的談判、協商解決分歧，而不需要動輒到官方的澳洲勞資關係委員會解決，又容許僱員可以自己與僱主簽訂Australian Workplace Agreement，改變過去傳統集權式的勞資關係調整制度，改變為分權式，即是由勞資自主協商的方法，令整個勞資關係變得更簡單和更靈活。
過去，我們時常強調香港的勞資關係有很大彈性，令企業界在面對風風雨雨時可以安然渡過；但自從引入最低工資，工資水平的調整的幅度和頻密度均予人一種政治壓倒一切的感覺。我們未來仍然要調整最低工資水平，但我期望將來的工資水平可以真正回歸客觀決定。
標準工時是一個較最低工資更複雜的問題，牽連廣及全香港每一個“打工仔”，不應該操之過急。部分行業基於其工作性質，會有長時間超時的工作情況。業界有聲音認為不應該因一小部分情況而全面“一刀切”地立法，因為法定標準工時將會令企業進一步失去靈活性，是否立法必須要有非常審慎的討論和處理。
剛才鄧家彪議員也提到新加坡的情況，稱讚當地有很多很好的政策，但他不知道，又或他刻意沒有提及新加坡是輸入最多勞工的地方。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林健鋒議員的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