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兩星期前，我提出促請政府加強支援中小型企業(“中小企”)， 維持本港有利營商環境的議案， 很多同事均踴躍發言，各抒己見，最終議案得到同事的支持通過，證明大家都認識到經濟發展及本港競爭力的重要性。但是，今天這項促請政府盡快立法確立工人集體談判權的議案，我卻認為無助本港競爭力的提升，更有可能對本港的經濟基礎帶來衝擊。
主席，這邊廂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告訴我們，香港的競爭優勢距離逐漸與內地城市縮窄；那邊廂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報告》可看到香港已經由第一位跌至第三位，而就其中一些細項的排名，經濟表現由第四位跌至第八位；基建設施由第十八位跌至二十一位；政府效率、企業效率由第一位跌至第二位。報告亦指出，香港面對的挑戰是要確保經濟持續發展及樓市穩定。
主席，這些數據反映，第一，本港經濟十分容易受外圍環境影響，政府需要有長遠和完善的計劃，以推動本港不同產業的發展；而且政府的政策，例如最低工資、競爭法等，在社會上未有共識之前就實行，對中小企的限制越來越多，令它們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第二，政治爭拗不斷，社會矛盾增加，任何基建設施或開發土地等的政策推出，都有為反對而反對的聲音，難以調和，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導致各項基建發展緩慢。
有些聲音指，一些企業賺到盡，員工分享不到經濟成果，但實際上，全港98%的企業均為中小企，很多中小企均為艱苦經營，沒得賺不特止，還要每天面對原料加價，工資增加的壓力。社會上亦有一些聲音，剛要求政府實施最低工資不多久，便開始要求標準工時，又說要集體談判， 我想問大家， 究竟有沒有空間可讓中小企舒口氣呢？
主席，其實香港絕大多數僱主都是良心僱主，也會善待員工。他們與員工一起經歷了過往很多的風風雨雨，共渡時艱。僱主也十分希望僱員與公司和諧共處， 一做就做十年八載， 就好像一家人一樣。
然而，工會要求敦促政府就各種勞工政策立法進行規管，不但令企業的彈性減少， 勞資關係更為緊張， 這樣做對企業的發展毫無幫助， 同時亦會打擊員工工作的積極性。
主席，究竟集體談判是否可以提高到工人的權益和工資呢？ 推崇集體談判的人士認為，集體談判可有助提高工人工資，改變單個工人跟企業談判工資時處於的弱勢地位。但是，為了集體的利益，我們有沒有考慮過，這樣做往往犧牲了員工個人的利益呢？ 站在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集體談判或許可以幫助一部分人提高了工資，但亦同時限制了能力更高的人獲得更高的工資。這樣做會打擊勤奮、有能力及多勞多得的員工。其實，有能力獲得高於平均工資水平的員工，是否願意自己的工資被人協商呢？ 再者，如果用人為的外在壓力來改變市場競爭的結果，必然對直接的資本積累和再生效益產生影響，會減少企業用於再投資的本錢，遏制再投資的熱情；而且會帶來邊際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和創造財富能力的下降。
亦有人指，其他國家、地區一樣實施最低工資、最高工時、集體談判權， 並且實施得很好， 但可否一概而論呢？ 好像1980年代的英國，福利主義導致國家陷入債務，戴卓爾夫人上台後實施強硬措施，有人指她打擊工會， 但客觀的效果卻是她挽救了英國當時的頹勢。湯家驊議員剛才說，他不擔心有了集體談判權法例後，工人便會“炒老闆魷魚”，但實際情況其實很可能是老闆們會被迫至結業或走投無路， 他有考慮過這些嗎？
我們看看，各個國家和地方也有不同的經濟環境及歷史條件，人家是一個國家，我們則是一個細小的外向型經濟體系。人家是否有香港這種競爭力呢？ 人家是否有這麼低的失業率呢？ 我們是否甚麼也要人有我有呢？ 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些對香港發展有利的事情，我們並非每事也要人有我有， 超英趕美。我們應該為香港未來的經濟想一想， 做一些有利香港發展的事情。
主席， 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