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談到集體談判權， 大家都會記得今年3月， 在葵涌貨櫃碼頭發生的那場歷時長達40天的工潮。雖然那是一場沒有集體談判之名的工運，但卻有集體談判之實。由於工會的介入，一開始便要求高達兩成的加薪幅度，導致談判長時間陷於膠着狀態，除了令其中一間屬中小型企業的承判商需要結業之外，也直接造成本港出口量有所減少的影響，引致不少貨物轉向香港附近的港口交收，削弱了我們作為物流中心的地位和競爭力。
無可否認，貨櫃碼頭工人之前的工作環境和待遇，的確有需要改善之處。問題是工會採用了政治抗爭的模式，無視實際情況，只一味試圖迫令資方全盤答允他們的要求，擺出一副沒有妥協餘地的姿態，令人更感他們為達目的， 不擇手段。
一直以來， 本港的勞資關係融洽， 雖然間中會有勞資糾紛出現，但往往可以在談判桌上以互讓互諒、有商有量的模式，化解彼此的矛盾， 達致互惠雙贏。
主席，正如田北辰議員所引述的一些外國例子，集體談判權並非解決勞資問題的萬應靈丹，也並不一定每次均可改善工人的福利，我不想再在此重複。早前離世的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為後人推崇的一大政績，就是扭轉之前英國工潮不斷，幾乎將整個國家的經濟拖垮的局面。又以我先前引述的貨櫃碼頭工潮為例，由於事件導致一間外判商結業， 故此亦有工人在工潮後未能重返原來的崗位工作或需要轉行，加上貨櫃碼頭和香港整體均蒙受一定損失，故此有不少輿論均指出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談判。
而且，正如立法會上次所作的辯論，我們的競爭力正在下滑，一旦勞資關係惡化，一旦鬥爭沒完沒了，只會令到我們的競爭力進一步下降， 將對香港經濟造成重大損害。
何況，這些年來，本地勞工福利亦不斷有所改善，但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不少其他問題。例如最低工資實施後， 多個行業均出現人手荒，有飲食業老闆更要充當洗碗工，而最低工資亦帶來了通脹問題。如果再加上標準工時和集體談判權，恐怕對我們爭取成為全球最佳營商環境的地區或提升競爭力方面，只會帶來反效果。試問引入充滿政治性的集體談判權， 對改善勞工福利和改善就業， 又會帶來甚麼益處？
主席， 我謹此陳辭， 反對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