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為今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林健鋒議員的提問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的答覆：
問題：
據報，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改變了勞動市場的薪酬結構，引致「洗牌效應」，因此有不少食肆和中小型企業（下稱「中小企」）在招聘員工時遇到很大困難。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除了委聘顧問進行一項有關零售業及飲食業的薪酬階梯的顧問研究外，政府有否調查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對營商環境的影響；若有，各個行業（特別是飲食及零售業）的工資成本的增幅是多少；
（二）有否調查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對勞動市場造成「洗牌效應」的情況，以及該情況對食肆和中小企招聘員工造成甚麼困難；若有調查，有多少行業受影響及其受影響的程度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有否調查企業把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所引致的成本上升轉嫁給消費者的情況（例如物業管理公司調高管理費），以及該情況對物價所引發的漣漪效應；若有調查，物價的升幅為何？
答覆：
主席︰
法定最低工資實施以來，政府一直密切注視其運作情況及影響。就林健鋒議員的提問，現答覆如下：
（一）根據政府統計處（下稱「統計處」）二○一一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下稱「收入及工時調查」）的結果，所有行業在二○一一年的總薪酬開支較二○一○年上升了10.9%，其中飲食業和零售業的升幅分別為9.8%及18.1%。其他行業的有關資料已載列於書面答覆的附件。
然而，須注意的是，行業的總薪酬開支上升是受到很多因素所影響。除法定最低工資外，其他可能令勞工成本上漲的因素包括行業內僱員的經驗及技術有所提升，或企業業務擴張而需增聘員工等。事實上，根據收入及工時調查的結果，在二○一一年五月至六月，飲食業的僱員數目按年增加約1 000名（或0.5%），而零售業的僱員數目更按年增加約4 600名（或1.8%）。此外，自二○一一年以來相對緊絀的勞工市場亦推動工資普遍上升，令整體勞工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去年經濟暢旺，特別是飲食業和零售業的收益全年均錄得相當的增長，幅度分別為6.4%及24.9%，這有助紓緩法定最低工資對這些行業帶來的成本壓力。
（二）當法定最低工資於去年（二○一一年）五月實施時，適逢本港內部需求強勁，勞工需求持續殷切。根據統計處「僱傭及職位空缺按季統計調查」的資料，今年（二○一二年）六月整體私營機構的職位空缺數目高達70 800個，按年大幅增加25.1%，為18年的高位。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數據顯示，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從去年第一季（即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前）的3.5%下跌至今年八月至十月的3.4%，期間失業率在3.2%至3.6%的低位徘徊。
聘用低薪僱員較多的行業會較易受到法定最低工資的影響，尤其是飲食業、零售業、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以及安老院舍等較勞動密集的行業。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後，不同行業間較低技術職位的工資差距收窄，一些行業的僱員，例如清潔工、洗碟工及安老院舍護理員等，可能選擇其他工作環境較佳的工作，以致業內招聘員工出現困難，而經濟暢旺亦令行業間互相爭逐人手的情況更為激烈。亦有意見認為，相比大型企業可提供較佳的招聘條件及發展前景來吸引人才，中小型企業因相對缺乏招聘優勢亦面對招聘困難。
儘管部分行業在去年面對一定的招聘困難，但個別行業的就業人數仍然錄得增長。按「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最新的數據，相比去年第一季（即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前），零售業在今年八月至十月的僱員數目上升26 900人（或10.7%），飲食業的僱員數目亦上升2 200人（或1.0%）；可見法定最低工資實質提高了基層僱員的薪酬，從而鼓勵潛在勞動人口投入或重投勞工市場，積極提升他們的就業意欲。
（三）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對僱員薪酬佔總經營成本較高的行業的產品及服務價格造成一定上升壓力，特別是保安服務及清潔服務，根據統計處二○一○年「經濟活動按年統計調查」，這兩項服務的僱員薪酬佔總經營成本高達八成。而根據統計處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數據，僱員薪酬佔成本比例較大的消費項目，如管理費及其他住屋雜費，於二○一一年全年計的通脹率為4.1%，明顯高於過往五年（即二○○六年至二○一○年）介乎-0.2%至1.4%的數字。
由於經濟暢旺，僱員就業收入有所改善，市民購買力普遍增強，企業亦較能將法定最低工資引致的額外勞工成本轉嫁予消費者，在某程度上也可能稍稍推高了去年的通脹率。然而，在二○一一年全年計的按年通脹率的5.3%中，超過七成的升幅是由食品價格和私人房屋租金上升所帶動，法定最低工資並不是去年通脹急升的最主要原因。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211/21/P20121121027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