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我相信全香港人與我一樣，在聽到這消息時也感到震撼。我相信我跟劉進圖應為同一年代的人，因為他在1986年時正就讀大學，而那時我亦在香港中文大學就讀。事實上，當時很多與我同一年代的同學也進入了新聞界工作。
昨天，《香港晨報》有兩位高層利婉嫻及林健明同樣遇襲。雖然這兩位的知名度在現階段不算高，但他們遇襲亦再次令我感到，為何這類事件一再發生呢？ 無論有多少個可能性，我相信，一個合理的人也會覺得，這一連串的襲擊事件很有可能與他們的新聞工作有關。我覺得這是十分合理的憂慮，而我們這些經常發表意見的公眾人物，坦白說，會否有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呢？ 我相信這感覺是很難避免的。無論遇襲是輕或重，我相信全城也無法接受。我們亦希望警方盡速緝兇並擒拿幕後主腦人。
事實上，劉進圖跟我在政見上不一定相同，而且《明報》在我參與選舉期間曾作出大篇幅 – 正如我的支持者所形容 – “追殺”我的報道，當中有些內容甚至是冤枉我的，但我不計較這些。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從新聞工作的角度來說，他們說的話要基於事實，但他們的評論則一定會帶有其個人政治偏見，正如斯諾登也說香港是最自由的地方。我們對此極為珍惜，縱使大家會有不同的意見，但如何尊重不同的意見，是至為重要的，是現今香港必須予以保護的東西。根據報章報道， 《香港晨報》不屬於泛民或反對派的報章， 而《明報》可能是更偏向泛民的報章，但兩份報章的高層均遭受這種襲擊。我覺得香港人真的要共同思考究竟發生何事？
新聞是香港的“第四權”， 而新聞工作者亦是實實在在的“無冕皇帝”。我其實也曾經歷非常艱難的日子， 在2011年， 我提出修改立法會選舉的條例，我當時讀到一篇文章，說當時很多傳媒，特別是支持泛民的傳媒評論員要“追殺”我。其中有一位資深的獨立傳媒工作者寫了一篇文章，指傳媒有一項“追殺令”，要“追殺”梁美芬，我實在摸不着頭腦，因為我首次看到人家以“追殺令”來形容傳媒，令我覺得傳媒十分powerful。但那些艱難日子， 我算是捱過了， 而我也不希望再想起那些東西，因為我覺得，在經歷一件事情後，大家是終會明白的。
我跟大家分享這心聲，是希望傳媒朋友真的能與香港市民一起保障新聞自由， 並希望新聞自由受各黨各派的尊重。
今天， 練乙錚在《壹周刊》撰文指《信報》現在好像“轉軚”了，刊登了一系列建制派的文章，包括我本人的文章。我覺得這說法非常不合理，純粹出於政治猜度，又一次抹黑。我相信，即使我們投稿給《信報》，其實也不知要等多久才會獲批准刊登。所以，他們一下子這麼說，又令我覺得，不要這樣吧，現在全城應該發聲，無論哪個派別，只要是辦報的遭遇到一些我們認為完全不文明的對待，不符合香港社會的制度， 以及香港人的法治精神……不要再冤枉……練乙錚列出了一系列人士， 所以我必須讀出……我反而希望新聞界能做到一點 – 我有朋友也特別向我指出 – 例如在許仕仁事件中， 有報章的記者走進教會錄取有關祈禱說話，此舉確實令很多有信仰的朋友反感，我當時是第一個高調批評此事的人，恐怕“得罪”了一些報章，但我當時心中殷切期望，想知道新聞界會否高調地站出來批評這類行為呢？ 但我當天看不到。我希望往後會有。
其實， 就劉進圖先生、利小姐和林先生3位的遭遇而言， 我們不同黨派及新聞界的朋友能否團結一致， 讓市民覺得新聞自由是我們最崇高的價值， 而不會讓人感到新聞操守出現問題呢？ 我們希望新
聞界的操守能跟醫生、律師的操守一樣。他們的報道不應針對個別人士的政見， 而是要建基於事實。我在那半年經歷了許多， 我亦見過很多令人震撼的新聞， 因此， 我十分希望香港新聞工作者能真正得到全港市民的保護和尊重， 亦希望我們的警隊更努力地緝兇， 但我不同意范國威議員要求設定deadline。我認為香港警隊已真的十分努力， 他不應把槍亂射， 轉移到保安局或警隊， 因為他們是跟我們共同攜手的。
我希望今次事件能讓香港人顯現團結精神，共同保護香港的新聞自由，我亦希望新聞自由是屬於大家的，而不是屬於某一個派別或黨派(計時器響起)……主席， 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