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就香港競爭力的問題， 各國很多時候皆抱着“隔籬飯香”的心態， 即“你睇我好， 我睇你好”。
香港的現有制度有不少吸引人之處。我現時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法律， 有兩名同事是來自法國的， 來港已有3年時間。在我和他們多次的溝通中，他們經常表示很喜歡香港的稅制，又指香港的低稅政策和簡單稅制深受法國人仰慕。他們二人皆是律師， 其中一位向我說道， 法國的稅率最高達50%， 即使已工作多年(他現年四十多歲)， 儲蓄仍然不多， 無法自置物業。
不過， 來到香港後， 他真的很喜歡香港。他已取得3個國家的法律學位，包括中國、美國和法國。如此優秀的人才也難有儲蓄，是因為累進稅制所致。所以，他選擇逃避當地的稅制。來到香港後，他感到很快樂。有時候，他讀到報章的報道，便會問我香港會否走法國的舊路， 又表示不希望香港步法國的後塵。
不少同事在剛才的發言中皆提到，香港之所以出現種種問題，是因為香港尚未實行普選，市民未能“一人一票”選出特首。不過，雖然法國早已落實“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但經濟仍然低迷，社會充滿撕裂，甚至有人形容法國已分裂為兩個國家。我的朋友預言，香港如果朝現時的方向發展下去， 便會出現法國在2005年發生的事 – 有30%市民到郊區焚燒車輛， 並生出各種事端。大家或會記得當時的情況， 而我當時恰巧在法國交流。這是很大的提醒。
香港是一個充滿吸引力的地方，原因在我們擁抱法治和守法的精神。有很多外國人才蜂擁來港學習，希望透過香港這道橋梁跳到中國發展事業。邱成桐這名年輕人是一位優秀的土生土長國際知名學者，他曾表示很欣賞香港大學生大力爭取學運和社會權益，但他同時警告 – 我有很多大學同事皆持這種想法 – 歐美年輕人對知識的追求遠勝於本港的大學生。邱成桐的印象是本港大學生近年來似乎只顧擁抱政治抗爭，將他們首要學習的任務放於次位。他很擔心，如果香港的人才仍然如此，香港會淪為二等城市，不是因為其他的原因，是我們自身的原因所致。我認為這是很好的提醒。
在今天一個電台節目中，我聽到一名剛畢業的中學老師表示自己現居於“劏房”。坦白說，我在1990年代初期任職律師行時，我亦是居於“劏房”的。當時一屋有9戶人家， 而且我居住在大埔， 但卻在中環上班。我當時不曾想過要求助，我只想到只要我勤力工作，繼續自我增值，我便會升職，不曾想過要求助。當時的大學生在畢業後同樣要“捱苦”。
我想向現時的大學畢業生指出，並非我的一代人佔據了發展的機會，而是每一代的大學畢業生，尤其是那些生於貧窮家庭的，其實在剛踏足社會的數年間必須經歷奮鬥的階段。我希望現時的大學畢業生可以瞭解這點。不過，有些所謂已“上岸”的人確實應該想想如何在香港現有的福利制度和機制上協助怨聲載道的年輕人、未能“上車”的人或失業的中產人士。
我多次向政府提出應該從根本出發， 而並非純粹派“餅仔”。第一，香港有很多人才，但由於經濟轉型，他們失業。我想重申，政府的目標應是讓他們就業，而非鼓勵他們領取失業救濟金。因此，我認為應有轉型貸款 – 我在過去5年經常提出 – 局長， 你很熟悉經濟命脈， 應細想如何讓中年人才(即40歲至50歲的人士)創造香港經濟的一部分。
第二，是有關為年輕人而設的天使創業基金。我們曾進行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在一眾失業的年輕人中，有六成並非找不到工作，而是他們不願意工作而失業。我不知道這現象孰好孰壞，但我認為，人人在創業前應先獲取工作經驗， 吃些苦頭， 知道何謂“工作”和“管理”。有關調查亦顯示香港的年輕人有創業理想，但我想指出，創業除需要資金外，還需要經濟及企業管理的經驗。政府就此方面應發揮牽頭作用，除設立青年創業基金，朝天使創業基金等方向考慮撥款外，還應考慮如何與商界合作，啟發年輕人，特別是當他們的創業構思在香港有潛力時。這也是減少年輕人失業的方式之一。
第三， 政府在改革香港的現有機制時， 千萬不要彷如治理癌症般，將壞的細胞和好的細胞一併消滅，一定要保持香港的現有優勢。以爭取政制改革為例，大家對此皆理解，但卻不應以“佔領中環”或“癱瘓中環”為手段， 甚至鼓勵市民不守法。凡此種種， 皆會打擊香港多年來引以為傲的法治和守法精神。世界各地的法律制度皆不盡完美，有人更認為胡亂橫過馬路會被罰款亦不合理，但大家可以爭取修例，不應破壞法律和鼓勵市民不守法。
我希望在改革政制期間，大家必須維護香港現有的競爭優勢，同時不要“錯用藥物”， 必須審慎行事。
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