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主席，對陳家洛議員在原議案措辭中所提及的一些基本原則，相信大部分議會同事也不會有任何異議。不過，他在剛才的發言中製造所謂香港學術自由受壓制的假象，實在是無的放矢，我不敢苟同。本會作為立法機關，當然必須捍衞本港的學術自由，並促請當局確保所有學術研究及活動不受任何形式的干預。事實上，這項原則在香港具明確的法律保障。《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訂明“各
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所以， 對葉建源議員在其修正案提出“香港自回歸中國以來， 學術自由面對的嚴峻威嚇， 以及高等院校所受到有形及無形的政治干預從未間斷”，我亦不敢苟同。
同時， 對支持大學的學術研究， 本港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並投放不少資源。目前， 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8間院校， 在資助研究方面的主要撥款，來源是院校的經常性或整體的補助金。院校亦可從其他途徑獲得研究項目撥款， 包括由研究資助局(“研資局”)管理的研究用途補助金。各院校每年的新增研究項目所得的撥款甚為可觀。以2012-2013學年為例，8間院校在這方面所得的撥款，合計超過25億元，較上一學年增加17%。研資局提供多項研究資助計劃，接受院校學術人士申請，並設有相關的學科小組和委員會，負責審核和監管各類研究資助撥款的運用。整套機制可謂嚴謹有序，以保障學術研究質素和公眾利益。代理主席，其實我從前也有數年是研資局的委員。
代理主席，大學學者置身高等學府內，除傳授知識，為社會培育下一代，也應從事學術研究，追求學術卓越，不斷推動社會創新和進步。此外，我們也應鼓勵學者走出大學象牙塔，關心本港的社會發展，發揮學術研究所長，參與公共事務，或進行公共政策研究。據了解，政府當局在2005年至2013年， 每年預留2,000萬元予研資局， 以推動高等院校進行公共政策研究。獲資助的研究項目涵蓋廣泛的社會議題，既有一般的公共政策研究，例如有關跨境小學生的教育經歷、家庭關係與歸屬感研究等課題；也有策略性的公共政策研究，例如有關建立足夠均等而負擔得起的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等項目。
不過，學者參與公共事務和從事公共政策研究，與從事一般純學術科目研究或許有一項顯著的差別。既然涉及公共事務和公共政策，社會上自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評論和意見。大家對學者的研究和結論不一定認同，這是不足為奇的。有關各方面不妨以平常心看待。代理主席，近日坊間對本港大學進行的民意調查有非常熱烈的討論，也有社會人士對相關民調的問卷設計、數據分析等較技術性的問題，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見。我認為學者可以理性討論的形式為大家釋疑解惑，將之視為學術切磋和研討的一部分。否則，如果各方流於意氣之爭，動輒上綱上線，則容易變得有理說不清，無論對哪一方也可能有欠公允。
一般市民看來，學者往往予人理性持平的印象。因此，他們往往容易信服學者的分析和意見。我認為學者在確保學術自由的前提下，在參與公共事務或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過程中，也應致力維持理性、持平和中肯的專業形象。儘管學者可有個人的政治主張和見解，但在學術文章和社會評論中，應盡力確保符合科學精神。代理主席，甚麼是科學精神呢？ 我十分欽佩的大學者胡適先生有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話： “有幾分證據， 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 只可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只可說七分話，不可說八分話，更不可說十分話。”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正是學者應要秉持的科學精神，以及實事求是的態度，有助學者保持專業形象， 維持公信力。
辛棄疾的詞有數句名句： “少年不識愁滋味， 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這為很多人熟知。代理主席，“為賦新詞強說愁”是浪漫的， 但為政治目的而強說香港學術自由受壓制， 強行製造悲情的假象便是可耻。更諷刺的是強說香港學術自由受壓制的人，正享受着香港高度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
代理主席， 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