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扶貧小組委員會出訪日本及台灣，參考他們的扶貧制度。其實，早前香港政府亦已將貧窮線定於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五成，亦算是在扶貧工作方面踏出了一步。我亦知道，按照官方貧窮線的計算，現時本港貧窮人口有131萬人，貧窮率仍然高達19.6%，對於一個國際大都會來說，仍然是不可以接受的。
已故耶魯大學經濟學家Arthur OKUN，在其著作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中提到“漏桶效應”，講述如果政府要將富人的財富轉移到基層，便有點像使用破桶裏運載水一樣，在轉移的過程中，會失去許多水，這提醒了我們，政府派發福利，亦要派得其所，令社會整體受惠。所以，我們考慮扶貧問題時……特別是經民聯一直認為目標不能純粹是扶貧，而同時應是脫貧，亦希望在將來，更多香港人能從貧窮上升至中產階層，甚至制訂5年或10年的計劃，將香港中產人士的比例，最終增加至50%。
目前，香港中產階級的比例大約三成。在其他地方，例如美國，其中產階級的比例是五成一，南韓亦達到五成三。如果我們能夠將中產人士的比例進一步提高，便能令基層脫貧。
剛才很多同事特別提及日本的敬老價值觀，其實華人也有很好的敬老價值觀。我們經常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在內地，跨代照顧兒童的情況更特別普遍。如果父母仍然健在，其實可以照顧其他家庭成員，在家中發揮很重要的作用。不過，香港現時無論在政策或教育等方面，卻似乎令傳統的家庭價值觀逐漸變得更薄弱。例如公屋輪候計劃，我記得在以前，如果一個家庭中有長者或有子女，是有較多優惠的。
但是，在兩年前開始，我們開始鼓勵單身或年青子女單獨申請公屋，以致長者可能須要孤獨地生活，而子女則過着單身生活。政府並無政策鼓勵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其實如果單身子女與長者同住……其實，我認識不少單身長者，他們與單身子女同住，負責煮飯，80多歲還為子女洗衣服，但他們卻感到很高興。因為他們除了成為家庭的勞動力外，還覺得自己有用。所以，80多歲還很健康。
我剛才聽到有議員說，日本推行社區經濟，令整個社區發展出很多優點和特色。其實，香港在這方面的條件也不錯。香港的社區近年來……我最近在雙親節落區時看到很多70歲、80歲，甚至90歲的長者，他們挺直腰板走出來，為我們做包粽義工。最誇張的是，有長者甚至100多歲。其實，現在有很多人都很長壽和健康。長者本來被視為社會的包袱，甚至可能感到憂鬱，因為覺得自己沒有用，但我們其實可以幫助他們重新投入社區，成為一種生產力。我認為這樣很重要，而對於長者來說，他們的生產力被承認，會感到十分高興。所謂“學到老，做到老”，這並非一番誇張或安慰長者的說話。
我們接觸的長者義工，大多數每次做五、六小時義務工作，幫助其他長者。“感動香港”這節目，也講述了一對長者經常做義工，逐戶敲門“洗樓”。所以，在政策上，我們能否提供多些津貼，鼓勵義務團體經常聘請達到某個年齡的“兼職”的長者呢？這樣，長者又可以獲得一些“車馬費”。對於一些家庭來說，長者身心靈健康，便能減輕子女的負擔。
剛才郭偉强議員亦提及，持久性的扶窮，一定要涉及收入。但是，香港人每當聽到要“打他們的荷包”，要加稅時，很多人都會立即有很大的意見。我們如何能夠將構成長期負擔的服務，包括長者的醫療服務、退休生活等產業化呢？例如長者可否是消費者，是銀髮族，也是服務者呢？在公營醫療方面，我們當然一直有提及，希望增加昂貴醫療藥物，令公營醫療成為一個很好的安全網。我經常問及，每年可否從盈餘撥出100億元給公營醫療呢？但是，更重要的是令他們可以再生產，所以我們都提過，會否有廣東計劃？所謂廣東計劃，並非購買數個退休宿位，而是透過計劃鼓勵退休產業，令長者重新工作，好好發揮他們勞動力。
剛才亦提到，例如失業人士、未到長者年齡或是剛剛退休的50多歲人士，都可以向他們提供創業援助這種長遠的規劃。在日本及台灣，我還未看到這種政策，我希望香港是一條新的路，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