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我感謝譚耀宗議員提出原議案。近年，跨境學童人數不斷增加，既衍生不少實際問題，也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本會促請政府相關部門和各界妥善處理， 實屬應有之義。
主席，有一次我與太太一起前往深圳，在過關時留意到有一名大約唸三、四年班的小女孩，牽着一名約唸一年班的小男孩放學過關。我們稱讚那名小女孩細心照顧弟弟，但她竟答說那不是她的弟弟。令我們更感驚訝的是，他們在過關後分別向左走和向右走，分道揚鑣，各自回家。
另有一次，我遇到一名約唸五、六年班的女孩，領着另一名約唸三年班的女孩及一名唸一年班的男童，一起相伴放學過關。我們又以為她們是姊弟， 誰知閒談之下才發現3人並無關係。當時， 那名年紀較大的女孩有點擔心地說自己快要升讀中學，屆時便不能照顧另外兩人，但那名約唸三年班的女孩立即答說不用害怕，因她屆時又已長大了一點。她指着那名小男孩說， 到時可由她照顧他。
上述兩次生活小遭遇， 場面溫馨感人， 令我們夫妻二人非常感動。但是，我們同時不禁慨歎，是誰令他們小小年紀，便要如此奔波勞碌地來回兩地上學？ 這對小朋友的成長究竟有何影響？ 為何不能有較妥善的安排？ 作為成年人的我們能不汗顏， 政府能不汗顏？跨境學童是指每天由深圳過境至香港上學的學童， 包括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學生。如果細心分析，不難發現當中涉及種種複雜問題：
其一是跨境學童人數不斷增加， 由2008-2009學年的6 700多名， 增至2012-2013學年的16 000多名， 各年增幅差異很大， 例如2012-2013學年的數目便較上一學年大幅上升了約28%。其二是跨境學童相對集中，上學地點主要圍繞邊境管制站附近的數個地區，包括北區、大埔、元朗和屯門，導致這些地區的學額非常緊張。其三是跨境學童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差異，當中包括居於深圳的港人子女、“單非兒童”和“雙非兒童”。由於家庭背景的差異，相關跨境學童的所需配套支援亦相應地應有所不同。
主席，鑒於上述背景，我認為若要妥善處理跨境學童所引發的各種實際問題，必須兼顧多項因素。首先，當局一定要推出短、中期優化措施，以解燃眉之急。既然跨境學童相對集中於北區、大埔、元朗和屯門等地區，導致當地的幼稚園和小學學額短缺，當局大可通過一些具體措施，例如改善收生程序、靈活向鄰近地區調撥學位、每班適度增加學生等辦法， 擴大專為跨境學童提供的“統一派位選校名單”，並投放資源，為學校和家長提供適切的協助和支援。同時，當局應進一步改善跨境學童的出入境安排及交通配套，例如按實際需求增加跨境校巴配額等。
其次，政府必須盡快進行跨境學童的人口概況調查，並據此作出長遠規劃。究竟在跨境學童中，居於深圳的港人子女、“單非兒童” 和 “雙非兒童”的人數分別是多少？其年齡分布如何？人數變化趨勢有何差異？他們對將來留港升學或工作有何意向？只有充分掌握類似基本數據和發展趨勢，才能盡量減低未來的不明朗性，進而制訂長期和整全的規劃，有序地落實政策措施，以免流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主席，我們促請當局妥善處理跨境學童所引發的各種實際問題的原因，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影響本地學童的就學機會，尤其是要盡量確保本地學童可以就近入學，藉此紓緩個別學校所面對的壓力，以及疏導家長可能出現的焦慮或不滿情緒；另一方面是要向跨境學童顯示，政府和社會不單不會歧視他們， 更會積極協助他們融入本港。
事實上，跨境學童中有很多是港人子女，即使是“雙非”，根據2001年終審法院就莊豐源案所作的判決，他們也擁有香港居留權。這些莘莘學子如今基於各種社會原因，必須早出晚歸、跨境穿梭上學，難免身心疲累， 十分需要社會的關顧。
我認為無論是政府或社會各界，均應盡力為這些跨境學童營造適當的環境，讓他們不會遭受歧視，能好像本港其他學童般健康快樂地成長，逐漸建立以香港為家的歸屬感。我們不應視他們為社會的負擔和包袱，因為他們學業有成時對香港作出的貢獻，可能超乎我們的想像。正如剛完成諮詢， 題為“集思港益”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所提及，香港人口漸趨老化， 勞動人口下降， 限制了各行各業的發展， “雙非兒童”可能是補足本港萎縮勞動人口的其中一個來源。
因此，妥善處理跨境學童所引發的各種實質問題，並非某個政府部門所能獨力應付的，而是牽涉多個部門，亦涉及兩地政府的合作協調。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設立跨部門協作機制， 妥善解決這個問題。
主席， 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