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主席，范國威議員去年曾就這個議題動議議案而被否決。今次捲土重來，其議案內涉及到經濟民生的一些具體內容，讓我覺得不吐不快。
范議員建議修改東江水的購水協議，把協議改為按供水量收費，以減少本港投放在購買東江水方面的開支。我認為這項建議未能全面及恰當地反映現實情況。東江水佔本港食水供應約70%至80%，自2006年開始，當局採用 “統包總額 ”方式，由港方向粵方每年支付一筆款項，按需要輸入東江水至供水協議訂明的每年供水量上限。若要改為按量付費，就不會訂明每年供水量，一旦遇上嚴重旱災，香港勢必要與廣東省其他城市爭購東江水。同時，粵方自然要因應實際供水量不確定，以及有需要維持合理收入等因素來釐定單位水價，香港隨時得不償失。
事實上，根據國際水協於2012年發表的水費統計，香港的水費遠遠低於紐約、倫敦、東京、新加坡、澳門、北京及台北等地。此外，據現有資料顯示，從本地集水區、東江水及透過海水化淡產生的飲用水單位成本，分別為每立方米4元、8元及12元。因此，海水化淡在目前並不符合成本效益。不過，隨着科技進步，海水化淡長遠可望成為本港的重要水源之一。因此，我支持政府在將軍澳設立海水化淡廠，但即使工程可順利展開，海水化淡廠也要到2020年才能投入運作，而且年產量只佔本港食水用量約 5%。我們因而 有必要確保香港獲得可靠和具彈性的東江水供應。
其次，原議案提出，“停止規劃盲目以中港融合為目標的‘大白象工程’……避免再有基建項目持續延工超支，浪費公帑”，我認為把進一步發揮香港在區域中策略性地位的基建項目批評為 “大白象工程”，是盲目的指控，實屬無的放矢。以港珠澳大橋為例，當局最近表示，有需要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程的核准預算費用提高約 50億元，此話一出，難免引起公眾關注。
平心而論，大型公共工程出現超支並非罕見，任何工程都會因某些無法預料的因素而令成本增加。不過，港珠澳大橋的發展堪稱一波三折，從醞釀、討論、論證，經歷回歸前後多年時間，項目最終在2007年列入本港十大基建之一。主橋工程原訂於2009年12月展開，但同年年底，在某些反對派議員的支持下，有本港市民申請法援進行司法覆核，纏訟幾近兩年。直至2011年9月，政府才上訴得直，工程最終在同年年底得以重啟。相關工程延誤了差不多兩年才能夠展開，並須透過增加人手、加班及增加工程設施等方法來壓縮工程時間表，由6年工期減至5年，政府希望能夠把實質延誤減至1年。當局指出，在香港口岸工程涉及的304億元核准預算中，有65億元是由於司法覆核導致的額外開支。由反對派議員協助造成的政治干擾因素，以及因此而招致的延工超支、浪費公帑等，豈可隻字不提？
代理主席，港珠澳大橋由香港、澳門和內地三方商定，工程亦由三地政府分工負責，協調整合。由於三方均認識到，珠江三角洲西部的經濟潛力巨大，大橋作為跨海陸路的新通道，有助於推動三地經濟的持續發展。就香港而言，當港珠澳大橋和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相繼落成後，大嶼山將成為往來本港、澳門和珠三角西部的必經之地，發展橋頭經濟的價值絕對不容忽視。對於在珠海、中山和江門等地營運的本港大中小企業，亦會帶來很大方便。香港的各行各業，包括金融、貿易、物流、工程、建造、旅遊、零售、工商專業及支援服務等，都可以藉此獲益，從而為本港市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如果盲目地說這是“大白象工程”，不但無法以理服人，而且抹煞了工程和建造業界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貢獻。我作為工程業界在立法會的代表，必須說明事實，駁斥歪論，以正視聽。
代理主席，在制訂政府政策、規劃社會發展、分配公共資源的時候，適當地優先考慮本港居民的需要，實屬無可厚非。但是，我們亦必須保持警惕，以免走向另一極端。上述兩個事例顯示，香港作為一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外向型經濟體，必須制止極端的本土主義和非理性的排外情緒。否則，不但會影響經濟民生，亦有損社會和諧，更會損害香港和鄰近地區的互惠合作關係，可說是百害而無一利。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