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主席，今年的施政報告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今年的題目是 “重法治 掌機遇作抉擇 ”，代理主席，我認為起題實在不錯。毛孟靜議員剛才提到為何整份施政報告都沒有提到佔中的問題，但如果在施政報告裏特別提及佔中的問題，我認為是把佔中抬高了。特首主動用“重法治”這數個字，正正便是要正視因為佔中而引申出來的潛在法治問題。
代理主席，很多人以為特首是傻子，在第一章便提到《學苑》、《香港民族論》等，令整份施政報告的討論焦點都在這件事上，而好像忽略了他在民生或其他方面的很多努力。然而，我認為他在政治上可能是很聰明的，因為他要掌握“發球權”。很多人說他這樣做會令人們只注意這一章，而我的判斷是，他正正就是想大家集中全力、全港一起討論他認為在香港的年青人身上已出現了一些分離主 義的線索，這是一種看法。
我倒認為如果香港沒有穩定，中央地方關係便會進入冰河時期，其實不單是政改和政治，經濟、民生同樣會進入冰河時期。為何說特首要發球呢？因為在“一國兩制”的問題上，如果“一國兩制”的關係真的要一直處於冰河時期，甚至如果香港繼續出現一些所謂分離主義、香港民族這種觀念或是危險的思想，將會令香港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出現問題，香港便真的會“玩完”。所以，這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我覺得整個香港社會都應該正視這個問題。
2014年是香港波瀾壯闊的一年，又是最具挑戰的一年，因為香港的反對派發起了一場長達79天的違法佔中行動，聲言要癱瘓香港的金融經濟中心，甚至癱瘓警隊和香港各地區的主要幹道，甚至衝擊政府總部、立法會等，之後還要進行一些“鳩嗚”行動，令香港的法治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造成香港社會嚴重撕裂，令人憎厭，造成滋擾。
發起人戴耀廷亦對一些年青的支持者說，犯法後自守便可以完成法治，這些真的是歪理，被他哄騙了的人真的很可憐。我與一些曾參與佔領行動的同學談天，其實他們絕大部分都沒想過將來真的可能會留有刑事紀錄或需要入獄，他們並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佔中”、“佔旺”除了令到交通癱瘓之外，最糟糕的是令一羣營商的人受到影響，他們同樣怨聲載道，平時不大理會任何事情的，都要被迫向法庭申請禁制令，而佔領者亦成功申請法律援助作出答辯。
香港法治馳名於國際社會，香港是一個採用普通法的地方，普通法強調程序公義，判罪時要證據確鑿，假設無罪。法治除了要求我們遵守法律之外，更要在行為上尊重別人的生活空間，大家有互相尊重的精神，而這亦是文明的。香港人收看電視節目時也經常聽到“有紛爭便在法庭見”，無論是民生或經濟的問題，大家都會很尊重法庭解決紛爭的角色。不過，如果這個角色受到踐踏，法治這個招牌被打碎，我相信便正正好像湯家驊議員剛才讀出的一系列國家般，香港對於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自然每況愈下，香港人是一定不可以接受的。我很希望這些自我中心，以自己的主張高於其他任何人生活、生計的人，真的好好反省一下，相信連他們最初的支持者都不會認同他們。
經過公平、公正的司法程序，法庭判決佔領者違法，但一些反對派的法律界代表竟然游說佔領者藐視法庭的命令，說這是無須遵守的，企圖降低法庭在市民眼中的公信力，來合理化他們的違法行為。我很想指出，特別是何俊仁議員還要引用納粹德國來與香港比較，我覺得他們真的在侮辱香港。如果法庭的判決對反對派有利，他們便說法庭真的很好，如果對他們沒有利，他們便要這樣踐踏，法治變成了甚麼呢？法治當然不單是要遵守法律，但遵守法律、遵守法庭的命令，肯定是法治的重要部分之一，除非你說香港現時已失去法治，香港的法庭是“唔得掂”，你便大聲地說出來吧！
說到“唔得掂”，我一定要指出的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就今年通識教育科其中一條關於考生對法治觀念的理解的題目擬備了模範答案(model answer)，考評局就該科目的報告竟然指出，考生法治觀念薄弱，誤以為法治就是遵守法律。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如果普通考生一定會想：“糟糕了，法治一定不是遵守法律，因為這樣寫會被批評及責罵。”但其實，這樣的答案便反映出考評局本身對法治的觀念都是不清不楚、一知半解，怎樣出題來評核學生呢？可憐這些學子還要應考這一科，影響他們將來一生的前途，因為這是會影響他們入大學的必修科。考評局的答案容易令人誤解，但它沒有詳細解釋，說了這句後便跳到第二題，一味責罵考生，難怪考生怨聲載道。
法治當然不止包括遵守法律，但你不可以說，遵守法律便令人誤解了是法治的一部分。在這方面，反映出我們中學的通識教育出了很多問題，連考評局都未弄清楚便考核學生，如何期望他們能夠教授正確的觀念呢？而且我注意到，原來大部分關於法治的概念，在中學的通識教育課本內都提到一個人 – 那便是戴耀廷。難怪數年來，法治觀念變成犯法也不要緊，自首便能完成法治。
我很想考評局和教育局正視這個問題。很可惜，在2009年開始，那時候還未有佔中這回事，我只看到有關的考卷，不是考“拉布”便是考公投。我已經指出這些並不適合中學生學習，因為是一些具高度爭議性，帶有行動性的議題，連立法會都未弄清楚有關的議事程序，便要考核他們。如果真的要教通識，首先無須採用考試學科形式，因為沒有教學大綱(syllabus)，又沒有教材，老師又教得辛苦，剪下報章評論便叫學生背誦。對於如此高度爭議性的議題，如果真的要考核，必須諮詢相關的專業人士，而不只是中學老師說是這樣，剪下報章評論作參考，亦不是由不在行的考評局作判斷；應該是找那一科的專業人士，例如法律便找法學教授，大家都同意(agreeable)這件事是應該這樣考核、這樣回答，例如所謂法治應該是怎樣解釋，而不是亂來，因為這是必修科，不是隨便說說便可以。
所以，我今年很失望，因為施政報告只是輕輕提過對中史科的檢討，完全不敢提通識教育科。差不多近 1 000名家長致函給我，希望檢討通識教育科的教學方法、教材和考核方法，甚至有很多同學希望就這一科有選擇權，令通識教育科不要成為必修科。我希望政府正視這意見。
教育為立國之本。教育走歪了路，香港的未來也堪虞。對於這份施政報告的評價，我認為這份施政報告應該被稱為後佔中的應對措施。參與佔中的人當然不是代表整個下一代，我也認識很多10多歲的青少年，他們對我說：“你要替我們表達，千萬不要說僱主不願聘請香港的大學生，我們很多人都不同意那些人用那些手法來破壞香港的秩序。”他們正正是低調的一羣。
即使如此，我們要正視有很多年青人參與這場運動。他們一心以為這樣便能爭取到他們的理想，他們經歷佔中後，會成為很失落、很迷茫的一代。而最悲哀的是，很多成年人對他們說香港絕望了。怎能如此對年青人說呢？香港仍然充滿機遇，在“掌機遇”方面，正正是要與年青人分享，這是特別重要的。我認為在政治上，政府和各界都要正視與年青人溝通和對話，即使雙方有不同意的地方，即使年青人要責罵我們，如果他們邀請我們，一定要與他們溝通，他們願意的話，我們要伸出雙手與他們握手。
大家的意見不同，可能因為生長於不同年代，擁有不同經歷，亦可能真的在理解甚至知識上也有所不同。我曾與《學苑》一名作者- 有份撰寫現時被批評的《香港民族論》的其中一員 – 在電台進行討論。他竟然說，他認為1972年中國在聯合國宣布3條不平等條約無效，是中國無理佔港。
這隱含甚麼呢？真的是有分離主義的思想。我問他從哪裏得到此信息、有否真正研究國際法和香港的歷史？我說其實不止中國內地，台灣也一樣，是大家一致同意該3條不平等條約無效，因為是在戰爭狀態下強迫中國簽署，而國際法也表示無效。我問：“為甚麼你們是中國人，會說中國無理佔港？”他回答不到，他說日後也要多讀有關中國的事。我看到他很單純的樣子，便想與他再討論多點。我問有否機會讓我們到香港大學與他們交流一下，給機會我們跟他們討論，不要只是邀請某些人。與他討論後，他又願意聆聽。所以，我認為我們要與年青人溝通。我覺得在知識上出了嚴重問題，究竟是大學接觸的老師，還是中學的教導，令他們這樣想？我真的不知道，我也很想找出原因。
但是，很肯定分離主義、 “港 獨 ”思想是對香港不止百害而無一利，而是令香港走向死路，經濟也會被拖垮。所以，我們必須正視。在經濟上，香港和各界必須正視，努力協助年青人向上流。所以，在“作抉擇”方面，年輕人其實還有很多機會，一定不是絕望的，香港社會怎會是如此差的社會？國際上，我也看到很多國際年輕人也要來香港找機會，追求他們的創業夢。在香港成立一間公司是多麼容易，歐洲、英、美的人也想來港，莫說是東南亞那些地區的人了。他們希望透過香港的地理環境和經濟優勢，踏入中國的龐大市場，學習中文和中國的事情，並非說一定要你認同它，但可以先掌握知識。一個沒有知識的人即使得到機遇，他也是無法掌握的。俗語說“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我絕對有信心……我亦有經過佔領區，看到參與佔領的人士。有些年青人走來告訴我，指他們佔領是在浪費時間，而自己則會勤力讀書贏取獎學金，確實有人是這樣想的，他們亦很清楚自己的理想。可是，我亦看到在佔領區中，其實很多人是把其才能發泄於對社會的不滿之上。
其實，政治亦非只是公投和公民提名，在政治學中，仍然有很多事情未教授予學生。我們現時只談了這一件事，而他們便說如果沒有公民提名，就會感到很絕望，我認為這情況真的很糟糕，是使他們只側重於一方。我認為應該要把他們帶回大路之上，人生的道路是相當廣闊的。香港有64%年青人希望創業，我希望告訴這些年青人，如果他們想創業，就應該學習如何掌握機遇。就此，政府、各個界別包括商界，亦一定要盡一分力。
經民聯與西九新動力在數年前已向政府提出要成立青年創業基金的概念。而西九新動力在2013年6月，亦具體地向政府提出希望青年創業基金不會少於3億元。所以，我認為在施政報告第160段中，提到政府將成立一個3億元的 “青年發展基金 ”，便已經是 “找了數 ”。 不過，在兩年後的今天，我認為3億元其實絕不足夠，我希望這些年青人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法，例如現時的互聯網便是一個相當龐大的世界，以及只須很便宜的成本。我們可協助他們推出產品、協助他們打出市場。我亦曾嘗試創業的艱難，在最初兩年，每間公司每個月也虧損20萬元，一年便虧損了200萬元，最後所有錢也花光了。可是，我們希望這羣年青人的智慧會成功，而成功是需要商界協助的。正如外國的“天使基金”般，我們只要協助他們在人事上和財政上的管理，甚至同時向他們分享產品在打入市場時需要注意的事項 – 因為年青人在某些事情上很厲害，例如他們的發明和創造才能很厲害，但他們在做人處事方面，便可能不夠歷練，而需要一些在政經上也有能力提供協助的師傅。
所以，我希望政府在“青年發展基金”上，會與一些有心提供協助創業機會的人，甚至是一些有成功經驗的機構合作，而我認為亦一定要取得與商界合作，使年青人可以找尋到自己的夢想，一個也不能少。只要這些年青人願意努力和發奮圖強，我認為我們便有責任協助他們，讓這些寶貴的人才在社會、甚至國際市場發展其專長，他們也有機會打進內地有13億人口的市場，讓他們得到滿足感，不會只看到絕望。因此，我是相當贊成設立這項“青年發展基金”。
主席，我認為今年的施政報告還有很多“找數”的部分，當中亦包括水質問題及投放了500億元於退休保障上。我會在之後的相關環節再展開深入討論。主席，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