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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確立集體談判權議案 – 發言 (張華峰)

主席, 談到集體談判權, 大家都會記得今年3月, 在葵涌貨櫃碼頭發生的那場歷時長達40天的工潮。雖然那是一場沒有集體談判之名的工運,但卻有集體談判之實。由於工會的介入,一開始便要求高達兩成的加薪幅度,導致談判長時間陷於膠着狀態,除了令其中一間屬中小型企業的承判商需要結業之外,也直接造成本港出口量有所減少的影響,引致不少貨物轉向香港附近的港口交收,削弱了我們作為物流中心的地位和競爭力。

無可否認,貨櫃碼頭工人之前的工作環境和待遇,的確有需要改善之處。問題是工會採用了政治抗爭的模式,無視實際情況,只一味試圖迫令資方全盤答允他們的要求,擺出一副沒有妥協餘地的姿態,令人更感他們為達目的, 不擇手段。

一直以來, 本港的勞資關係融洽, 雖然間中會有勞資糾紛出現,但往往可以在談判桌上以互讓互諒、有商有量的模式,化解彼此的矛盾, 達致互惠雙贏。

主席,正如田北辰議員所引述的一些外國例子,集體談判權並非解決勞資問題的萬應靈丹,也並不一定每次均可改善工人的福利,我不想再在此重複。早前離世的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為後人推崇的一大政績,就是扭轉之前英國工潮不斷,幾乎將整個國家的經濟拖垮的局面。又以我先前引述的貨櫃碼頭工潮為例,由於事件導致一間外判商結業, 故此亦有工人在工潮後未能重返原來的崗位工作或需要轉行,加上貨櫃碼頭和香港整體均蒙受一定損失,故此有不少輿論均指出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談判。

而且,正如立法會上次所作的辯論,我們的競爭力正在下滑,一旦勞資關係惡化,一旦鬥爭沒完沒了,只會令到我們的競爭力進一步下降, 將對香港經濟造成重大損害。

何況,這些年來,本地勞工福利亦不斷有所改善,但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不少其他問題。例如最低工資實施後, 多個行業均出現人手荒,有飲食業老闆更要充當洗碗工,而最低工資亦帶來了通脹問題。如果再加上標準工時和集體談判權,恐怕對我們爭取成為全球最佳營商環境的地區或提升競爭力方面,只會帶來反效果。試問引入充滿政治性的集體談判權, 對改善勞工福利和改善就業, 又會帶來甚麼益處?

主席, 我謹此陳辭, 反對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