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香港終審法院一直有委任海外普通法法官參與審訊。基本法第八十二條規定：「香港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第九十二條則訂明：「香港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應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並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委任海外法官的立法原意，是讓香港法官與其他普通法法官增進交流，互補長短，例如吸收他們處理憲法、行政法、國際經貿、金融案件方面的經驗。多年來，海外法官對香港司法系統確實有所貢獻，有助培養本地司法人才。此次賀知義和韋彥德法官辭職，是基於其英國最高法院正副院長身份，要執行英國政府的政治操作。香港應該視今次人事變動為完善海外法官委任制度的機會，我們必須對香港法治有制度自信。
本人從事法律專業工作逾三十年，加入立法會後擔任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七年，審議過多次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任命事宜，多年來一直向政府指出，委任海外法官機制要增加透明度，一是應避免委任在外國仍有要職的法官；二是應避免海外法官的委任來源過於集中英國、澳洲兩地。
辭職是執行英國政府政治操作
先闡述第一個問題：在外國法院仍然擔任要職的法官，其言行會被公眾視作代表其國家，任命他來港做終院海外法官，一旦出現兩國的國家利益衝突，立時便帶來不必要的政治尷尬，在香港社會引起更大迴響；因此，我建議政府應該委任沒有擔任外國政府要職或已退休的海外法官，退休法官在維護法治公義上有比較超然的地位。
日前辭職的賀知義和韋彥德法官，正正是身兼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和副院長，部分英國國會議員過去兩年一直借抹黑香港國安法，頻頻向英國政府及英國最高法院施壓，要求來自英國最高法院的法官辭任香港終審法院海外法官的職位。賀知義和韋彥德透過英國最高法院發聲明宣布辭職，同日稍後時間，英國下議院就要討論英國法官在香港角色。韋官和賀官在聲明雖然說「香港法院對法治的承諾依然受到國際尊重」(The courts in Hong Kong continue to be internationally respected for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rule of law.)，但與英國政府商討後決定辭職。種種跡象顯示兩人辭職是基於其英國最高法院正副院長身份，要執行英國政府的政治操作。
第二個問題：海外法官來源地太狹窄。自回歸以來，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只由澳洲、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四個西方國家物色人選，而且過半數來自英國。韋官賀官辭職後，終審法院尚有10名海外非常任法官，當中6名來自英國，法官來源過分集中的問題仍然存在。全球有逾40個實施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其他司法管轄區也有非常出色的法官和司法人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是時候擴闊海外法官的來源國，令香港普通法更加與時俱進，亮麗於國際及鄰近地區。某些人以為香港的法治要依賴英國最高法院的加持，將賀韋二官辭職說得像天塌下來一樣，我倒認為大家對兩位法官的去留應處之泰然，因為英國最高法院正副院長行事竟會受到其本國的政治壓力，作出如此的政治決定，是實可預計的；香港應該視今次人事變動為完善海外法官委任制度的機會。
對香港法治要有制度自信
「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香港絕對有條件繼續吸引，也會繼續歡迎所有專業的、有獨立思考願共同維護香港法治的海外法官來港。香港該做的，是藉着今次人事變動，重新檢視物色和委任海外法官的條件，物色更加適合香港的人選。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也應該擴闊眼光，不要只考慮英加澳紐四個西方國家的人選，例如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也培養了出色的司法人才，兩國同屬東南亞地區，國內華人人口比例高，兩國的法官亦更加了解亞洲社會文化和家庭價值觀，能作出更適合香港社會的裁決。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回歸之後，透過基本法的保護，香港的司法獨立和法治水平繼續在國際間備受稱譽，2020年6月30日實施的香港國安法，完全符合憲法、基本法，也符合國際法。香港國安法實施至今接近兩年，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依然堅如磐石、市民繼續享有言論自由和政治自由，根據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2021年全球法治指數，香港在全球139個地區排名19位，亞太區排名第5位，在全球和亞洲名列前茅。我們必須對香港法治有制度自信。英治時期的香港並沒有自己的終審法院，終審上訴要到英國樞密院審訊。回歸後，香港有了自己的終審法院，市民的終審上訴不會到北京，也不用到倫敦。此乃我國透過基本法對香港司法人員賦予的莫大的信任。25年來，香港的終審法院自行審理過無數重大及富爭議性的案件，有豐富的審訊經驗，我絕對相信在終審法院張舉能大法官的帶領下，香港的司法公義在維護法治上會做得更好！
(刊於文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