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連串爆出不同程度的虐兒個案，由去年令人震驚的「童樂居」機構虐兒事件、上月深水埗5歲男童被揭發被母親虐待至遍體鱗傷而死亡的案件，以至最近保良局嬰兒組發生懷疑虐兒事件，反映現行法例並不能有效保護兒童，接二連三的虐兒個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倡設「沒有保護罪」 旁觀者負刑責
社會普遍認為，有需要修改現行法例，包括強制舉報虐兒個案，以及提高相關罰則。法律改革委員會在去年發表的《導致或任由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死亡或受到嚴重傷害個案》報告書中，已建議在《侵害人身罪條例》中增設「沒有保護罪」，對目睹虐待情況而沒有採取行動保護受害人的旁觀者，施以法律責任，而隨着本屆特區政府上任，勞工及福利局亦已計劃全面推進相關立法工作，跨部門工作小組亦已就舉報者的責任和權利、懷疑個案的種類和嚴重程度、以及一旦判罰的機制和罰則，提出建議及修訂，並交上立法會作討論及審批。
釐定專業人士權責 需更客觀準則
有法律責任的舉報者，將定義為在工作上經常可接觸兒童的專業人士，一旦有「合理懷疑」或「合理相信」有兒童受虐便須舉報，否則一經定罪，相關人士有機會被判監3個月或罰款5萬元。法例將保障相關專業人士，免受因舉報而招致不公，亦會保障舉報者以及個案受害人的個人資料。
雖然強制舉報虐兒個案在世界多地已實施多年，但對本港而言是新轉變，就如何釐定專業人士以及其權責問題，有需要制定更清晰及客觀的準則，配合適當培訓，以提高相關專業人士及早識別和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的能力。
過往有部分個案由於施虐者沒有前科，一些受害兒童懷疑被虐迹象未必能被及早發現，對於這些隱藏在社區的危機家庭，親友和鄰居的角色尤為重要，如他們能察覺兒童身上有可疑及無法解釋的損傷或瘀傷，又或發現兒童行為情緒異常、家長情緒不穩等現象，應盡快通知相關單位進行調查。
此外，受害者多向身邊較為信任的人傾訴，其傾訴對象有時未必能提供足夠分析或鼓勵受害者舉報，受害人有時甚至未必能分辦出虐待行為，令部分個案舉證十分困難；再者，港人普遍有「各家自掃門前雪」心態，亦有人會把一些虐兒的蛛絲馬迹，誤當成是個別家庭的管教方式。醫學文獻已指出一些導致家長或成人虐待兒童的危險因素，包括年幼時曾被虐待、有疾病或精神病史如抑鬱症、家庭曾出現暴力、婚姻觸礁以及單親家庭等；如幼童有智障或殘障問題，令家長倍感壓力，加上家長有酗酒、毒癮等陋習，或經濟狀況不理想，亦有機會誘發虐兒個案。
疫下家長壓力大 虐兒個案恐增
當然，一些專業人士或接受過訓練的教育界人士，能更有經驗和能力及早洞察這些潛在個案，但若一些與兒童接觸較頻繁的非專業人士亦能及早伸出援手，相信有助減低潛在虐兒風險，避免悲劇發生。
現時疫情仍然持續，社交距離措施令很多小朋友較多時間留在家中，與家長在家易生摩擦，而對於有特殊教育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更會因不能出外而令管教及照顧更困難，加上疫下經濟困境增加父母壓力，相信虐兒個案將有增無減。根據社會福利署「保護兒童資料系統」的統計，新登記保護兒童個案已由前年的900多宗，到去年大幅上升至1,300多宗，相信若實施強制舉報機制，懷疑及證實被虐個案必定大幅增加，政府有必要加大資源，配合跨部門及家社校合作，盡快發現潛在虐兒個案，並為受虐兒童提供一切身體及精神上的援助，以及盡早配合適度罰則，將施虐者繩之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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