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一句諺語︰ 「通往地獄的路，往往是由善意鋪成（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在近來標準工時的討論之中，我對此有很深感受。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彈丸之地能立足世界，有賴靈活彈性的制度，可以不分晝夜接軌世界，但同時亦令人關注工作時間的問題。其實不同的行業和崗位，面對的工作截然不同，我們可以鼓勵僱主與僱員商討工時，但假如要立法規管，很可能就是那條將中小企逼到絕處的地獄之路。
在自由市場，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職業，若然不滿意現時的工作環境，大可另謀高就。在失業率僅3.4%的環境下，僱主請人比僱員找工作更難，即使學歷較低，要找到工作也並不困難。統計處早前一份報告便指出，在20 萬自願轉工的人當中，只有2 萬多人表示轉工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不喜歡工作時間」，最多人是因為收入及福利不理想而轉工。老闆和員工之間的彈性、默契、體諒，是互利共贏的基礎，政府的手太長，管得太多，白紙黑字的法律反而摧毁了這份基礎。
怎能將一些人的「標準」硬套在別人之上？
工作時間的問題極為複雜，工種和工作性質的差異，帶來工作模式的不同。專業人士如律師、會計師，可能會連續多日長時間工作；餐廳侍應有「落場」時間，醫生有候召時間（on call），保險經紀見客時間不定，售貨員要根據營業時間來上班。隨便列舉例子，已可見工時的複雜性，行業內每家公司也有自己的文化和工作性質，標準工時的「標準」又從何說起？怎能夠將一些人的「標準」硬套在別人之上？
此外，職業的責任和使命感，也驅使有些人願意花更多時間在工作上。舉例來說，記者工作時間不穩定，隨時接到電話就要趕到前線，若然受標準工時所限，對於不景氣的傳媒行業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更難吸引優秀人才。而且香港是知識型社會，員工並不只是在辦公室才能工作，會出差和外出用膳應酬，也會在下班以後用電話和電郵處理部分事務，到底這些時間如何計算？上司在假期來電，應該接還是不接？每個人有自己喜歡的工作習慣，無論法例怎樣寫，也會有人不滿意，帶來永無止境的爭拗。
營商成本上升最終轉嫁消費者
標準工時不只影響僱主，也會對市民造成影響，若然訂立標準工時，屆時營商成本必然上升，最終只會轉嫁給消費者，在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雙重夾擊之下，百物騰貴，市民承受通脹之苦，社會無可避免陷入「通脹─加最低工資─通脹」的惡性循環。或許有人認為這種想法只作經濟考慮，沒有理會到其他的生活指標，例如健康、家庭生活等因素，但我們有必要讓市民理解經濟方面的影響，再由市民來衡量，香港是否已經準備好承受訂立標準工時的轉變呢？
可以想像一下︰中小企生存空間如果被扼殺，只剩下大型企業能藉其規模維持經營；兼職工作增加，僱傭關係變得零碎、疏離，老闆和員工親如一家的情份難再；勞資雙方對工時計較錙銖，不是大家想計較，而是不計清楚就犯法；一旦經濟逆轉，無數企業受法例所限將不能作出調節，只有結業倒閉，就業職位銳減，經濟需要更長時間才能恢復元氣。標準工時帶來的影響絕非危言聳聽，必須慎重。
我們希望大家過得幸福愉快，希望讓香港繼續成為世上最吸引商家投資的經濟城市，也希望我們的員工和小老闆可以共享發展成果，在工作以外又能有時間做喜歡做的事。沒有一條萬應良方可以簡單地解決我們面對的複雜問題，標準工時做不到，自由市場也做不到。彈性上班時間、在家工作、兼職工作、無薪休假等方法都可改善工作安排，減低工時長對僱員的影響，但以法例強行限制工作時間，是拿走了僱主和僱員自由選擇的權利，營商環境亦會大受影響。
最後，我只想每位市民問自己幾個問題︰假如出現標準工時後，我工作的時間會減少嗎？我的收入會受影響嗎？還有，會甚我的生活帶來什麼改變？請市民拋開政客的口號，認真思考，再決甚對工時問題採什麼立場。
(刊於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