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facebook流行玩10 years challenge，筆者也想湊熱鬧，回顧一件與市民息息相關的民生政策十年前後的變化，就是法律援助制度。筆者加入立法會首個議員議案，就是在○九年建議政府全面檢討現時的法援制度，放寬申請法援及法律援助輔助計畫（俗稱中產法援）的資產上限，以及擴大現有法援服務的受理範圍，以涵蓋涉及身處內地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內地訴訟案件。
筆者提出這項動議的初心，是察覺到在香港現行的法律制度下，法律費用非常高昂，往往只有最貧窮和最富裕的兩類人，才有能力或機會一直爭取司法公義，但夾在中間的中產階層卻是最無助的一群，他們既負擔不起巨額的訴訟費用，又不符合申請中產法援，權衡過自己的財政狀況和訴訟的開支之後，很多時候都無奈放棄，望門興歎。
申請人資產上限翻了兩翻
議案當時獲通過，政府亦很快有所回應，翌年《施政報告》宣布預留一億元注資「法律援助輔助計畫」基金，提高申請中產法援的資產上限，○九年，申請上限是四十六萬元，今日已經增加至一百五十萬元，翻了兩翻。可惜的是，筆者的另一個訴求：擴大現有法援服務的受理範圍，以涵蓋涉及身處內地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內地訴訟案件卻毫無寸進。
過去十年，以至我未成為立法會議員之前，我親自處理過不少這類個案，有些在內地做生意的港人，起初是捲入民事糾紛，後來變成刑事案件，被控欺詐，且基於兩地法律制度不同而最終被判監禁十多年。例如當年廣為人知的深圳致麗玩具廠大火案，案中的東主是好人，但卻不熟悉內地法律，最後找到我幫忙。當時他的太太和家人已經為了官司散盡家財，身無分文，連聘請律師的費用也拿不出來，但由於法援制度不受理內地個案，儘管他在香港生活多年，經營生意所得都有在香港繳稅，卻無奈地得不到香港政府的任何幫忙。
受理對象擴大至內地港人
十年前，內地與香港的交流已經相當緊密。時至今日，國家更有了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香港與內地，尤其是廣東省的交流必定有增無減。政府一方面鼓勵港人北上求學、就業、創業、經商、居住、安老，另一邊廂卻不加強港人在內地的法律支援，好像忘記了香港人在內地生活有可能遇到法律問題一樣，其實是自相矛盾。政府近年逐漸提高長者福利、醫療等福利的跨境可攜性，例如推出了廣東計畫、福建計畫，容許香港長者在港大深圳醫院使用長者醫療券等等，法援服務又何嘗不可以擴大範圍，在內地港人走投無路，徬徨無助時，提供基本的法律援助呢？
筆者希望不用等下一個十年，政府很快就會意識到支援內地港人法律問題的重要性，盡快採納建議，落實相關政策。
(刊於星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