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16周年，回顧過去16年，《基本法》一直遇着來自各方面的嚴峻挑戰，但最終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究其原因，在於國家當初設計《基本法》時，已考慮到香港在歷史上、法制上的獨特情況，再按照實際情況加以協調和整合，使《基本法》更人性化、更符合香港實際需要。
1997年7月1日，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隨着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建立， 「一國兩制」的政策開始實施。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簡稱《基本法》）的生效實施為標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得以《基本法》為最高法律。由於《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很多成員來自屬於大陸法系的中國內地，也有來自屬於普通法系的香港，《基本法》可以被視為中國與英國政治妥協的一份法律文件。《基本法》中的條款可以看成是中央政府和香港居民之間簽訂的一份社會契約。
「吳嘉玲案」引發首次釋法
《基本法》作為普通法與大陸法的混合體，其特徵在回歸後16年內不斷反映出來。《基本法》就像一個中外混血兒一樣，其眼珠、頭髮、膚色等混合了不同的遺傳因子，體現在其成長當中。《基本法》就像一個小生命一樣，今年已經16歲了，但早在兩歲時，已經遇到父、母親很大的爭執，那就是1999年發生的「吳嘉玲案」，終審法院宣判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可即時全數來港居留，在香港引發極大震盪。普通法律師堅持不應釋法，但內地草委則堅持終審法院的判決違反了《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令香港出現嚴重人口問題，《基本法》解釋權最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後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了回歸後第一次釋法。
到了《基本法》7歲時，就像兒子要入讀小一，父、母親又發生極大爭執，這個就是2004年4月6日有關2007/08年的雙普選問題。而到了2005年，曾蔭權特首初上任時，又為了中途上任的特首應該如何計算其任期長短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再啟動釋法程序，以避免司法覆核訴訟。
2007年12月，當《基本法》10歲的時候，香港社會各黨派再次就政制發展的分歧而爭吵起來，反對派堅持要一蹴而就在2012年全面推行雙普選，中央則堅持香港根據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的原則發展政制。最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出手釋法，容許香港於2017年實行特首普選，而最快在2020年可實行立法會普選。
在上述四次釋法的背景中，可以看到中央對於是否釋法，主要考慮點是該問題是否牽涉到重大的香港公眾利益，例如大量人口的遷移。在過往也曾發生過兩宗案件，包括「國旗案」和「莊豐源案」，香港社會也有聲音要求釋法，但最終沒有實行，因為當時特區政府並沒有向中央提出釋法要求。可見中央對於釋法的決定是自制和審慎的，不想隨便使用。
回望過往的釋法爭議中，筆者看到一個共通點，就是《基本法》好像一個混血兒一樣，大家必須接受《基本法》是帶有普通法及中國法特色的一本法律。若我們完全否認中國憲法的地位，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兩地溝通只會適得其反；反之，若兩地能互換思維，嘗試以對方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基本法》的執行過程會更符合香港整體利益，包括居港權問題、外傭居港權、雙非孕婦等都可以迎刃而解。
回歸立法原意執行更順暢
香港的政治問題法律化，法律問題政治化，正正源於《基本法》的通過、制定和性質，帶有一種雙重的特性。對於近期或過往的政治爭拗，政府或市民很多時候會認為這是一個「撕裂的社會」，但我並不傾向於這樣的看法。兩種不同的制度互有碰撞，其實並不是「撕裂」，我們無須太負面地看這個問題，也無須由於雙方有很大的不同看法，便把有關情況形容為風暴。其實，美國有學者也有過類似的討論，美國立憲後，國會和法院曾不斷爭議了50年，跟我們「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年期一樣。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內地草委和香港草委就着3個很大的原則有分歧，大家可以看到《基本法》所有條文也是主權、高度自治和維持現狀這3個原則的妥協物。只有回歸到《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內地和香港不作意氣之爭，不把法律變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凡事以港人的福祉為依歸，《基本法》的執行才會更完善更順暢。
香港《基本法》是中國歷史的創舉，它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奠下穩固的基石，它既是一部法律，又有自己的生命力。法律條文決定了它的因子結構，具體實施令它茁壯成長。它有自己的體形、性質及性格，它是兩地法律體系的結晶，又代表兩地的不同。它是兩地法律衝突與妥協的結果；它的成功代表着 「一國兩制」的成功。《基本法》的持久生命力代表祖國及港人的福祉。
(刊於 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