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在立法會辯論應否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時，當晚見到這麼多市民在立法會門外聚集，關注港視不獲發牌事件，我亦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政府及行政會議整體在發牌事件上的處理手法的確需要檢討。
申請牌照爭議經常有
就發牌事件是否要引用《特權法》，在事件未演變成這樣高度政治化之前，我已經認為若王維基先生對不獲發牌不滿，最恰當而直接的方法應該是從司法途徑去尋求救濟方法（remedies）。而這件事最應該由王維基本人去做，因為他才是最直接的利益當事人。
王維基是一個有經濟能力的人，他是絕對有能力對他不滿的行政決定採取法律行動去跟進。這種發牌事件，在法律及程序公義上經常都出現爭議。我很理解港視員工的心情，因為交由法庭去審理，有機會贏，亦有機會輸，有些案件申請人甚至連法庭的leave（准許） 都拿不到，即申請人不是行政決定的利害當事人（locusstandi），又沒有足夠利益受損（lack of sufficientinterest）， 也不能證明有一個可爭辯的個案（arguable case）。司法覆核通常處理兩種個案，即application 或forfeiture 兩類個案。Application （申請）是指申訴人未享有有關權益而正在作出申請，要行政機關發牌，例如酒牌等。Forfeiture的個案則指要改變或取走當事人現有的權益或地位，例如要拆遷重建等。這次港視不獲發牌事件，明顯是一個申請個案。例如王維基說過，三年前「該官員唔止邀請咁簡單」。那名官員是否有權在發牌政策未確定前，便向個別人士作出承諾？說話是在甚麼場合？官員有否獲當時行會及特首正式授權去說這些話？當中是否涉及有人越權（ultravires）？會否有人錯誤解讀等等？對這些問題，法院本身已經有很成熟的原則和判例依據，從而作出一個公平公正和不受政治因素左右的判決。當然申請個案即使獲法庭受理，亦不等於一定會贏，一切要根據事實與法律進行。最後，法庭有權宣判有關行政決定有效，亦有權宣判有關行政決定無效，這是立法會所不具備的權力；審訊過程中法官根據程序公義及在尊重三權分立的原則下，也可按需要在不公開的情況下，審閱一些機密文件而毋須向外公開細節，這樣做亦可避免對行會的保密制度產生太大的衝擊。
筆者相信，法庭更有能力釐清事實與法理問題。這一系列的問題，均涉及程序公義。相比之下，在立法會引用《特權法》去審查，一定離不開各黨派不同的政治立場與角力，加上行會保密制，隨時亦要花費大量時間與金錢外聘律師，去處理立法會是否有權索取某些資料，到時爭論點也是「公眾利益」對「公眾利益」。各議員又重複辯論哪種公眾利益更重要，極大可能在立法會再次出現僵持不下，演變成政治對壘，根本無法處理及解決。
立法會的確是一個講政治的地方。因此，用立法會去調查這些絕大部分是涉及法律原則的是非對錯，無疑是政治審訊。恐怕最後亦
只會出現不同政治立場的群眾主導整場調查，結果是無法服眾。
政治氣氛無法討論
從政多年，經歷過多次因自己對一些政治事件提出與反對派不同的政見時，都會遭到肆虐的人身攻擊，不講道理，只講口號，不時
收到脅迫訊息，令整個政治氣氛不容許不同意見的表達，有礙社會凝聚共識，最後只可演變成各說各話。
脅迫別人認同自己，恐怕最後都是反效果。尤其是立法會，每名議員本已代表不同市民及支持者，這種對不同政見者的圍剿、抹黑、罵粗口，訴諸情緒，令人感到不安，結果一定是適得其反。
這次港視不獲發牌事件，到底是以法律解決，還是以政治解決，是個判斷的問題。希望大家能尊重不同意見的表達，令各方意見可在冷靜理性的環境下得以充分討論。
(刊於 成報)